“你刚问我怎么看这个世界，我其实特别想说，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活得太严肃了，这个世界完全可以不那么严肃。”
中国木偶剧院的红色大幕长年累月地在地上拖来拖去，已经显得破旧不堪。付航就坐在大幕后面的正中间，他弓着腰、低着头，像一只熟透的南美白虾，不停地滑动手机屏幕，一会儿又从口袋里掏出核桃，使劲拿刷子刷，乍一看还以为他在美甲。大幕另一侧，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主持人杨三金正在开场。过不了20分钟，付航就要上台了。这已经是他在木偶剧院演出的第三年，每周六，付航都要在这里演两场。每次都是“掐着点到，到了就演，演完就走”。10月28日，我第一次看付航演出。演出前半个多小时，剧院门口那条三环辅路上已经堵满了愤怒的司机，喇叭声此起彼伏，偶尔夹杂着几句“京骂”。当时我还没意识到堵车的原因，直到我摸黑走进剧场，挤进最后一排仅剩的旮旯里，才发现全场早就座无虚席。常看付航脱口秀的人都知道，这里的座位不按价格分类，只认先来后到。第一排和最后一排的价格只相差40块钱。那些第一次带女朋友来的男孩或者表演欲旺盛的客人，通常会在中午12点多就进来占座，以期在下午4点30分那场演出里被付航的话筒怼到脸前，来一次梦幻联动。我对这场演出没抱太大希望。我狭隘地认为，国内的脱口秀起步晚、规矩多。“能好到哪去呢？”我在旮旯里暗自思忖。在北四环一家空荡荡的购物中心，我、摄影师和付航在一家涮肉店见了面。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付航，他看上去比舞台上要高两头。“183，”他说，“人都觉得喜剧演员矮。”很快，一个服务员认出了他。“我在抖音上看过你。”——“要合影么？”——“啊？”——“要合影么？”付航猛烈邀请，服务员盛情难却。合影时，他摆出一贯的经典表情——眼睛瞪得像铜铃，嘴使劲朝两边咧开，能露出十来颗牙。付航有500度近视，点菜的时候，头恨不得贴菜单上，但他就不戴眼镜，上台也不戴。“上学那会儿老被人打，所以不戴。”付航表达欲极强，简言之，就是能说。聊到自己喜欢的话题，比如高端会所和河北上大专的经历时，他会突然双手举过头顶，音调猛地抬高，笑得五官都挤在一起，如同“舞台神”附体。但问到不那么感兴趣的问题，可能只会得到一行字左右的回答。聊到付航喜欢的话题时，他会将双手举过头顶。（图/聂一凡）
有意思的是，付航回答问题经常不受问题本身的干扰。你问他一个问题，如果他上一个答案还没说完，他会继续说上一个，但突然会用一个奇特的逻辑把那个你以为他故意忽略了的问题又叼了起来。这个技能在他演出的时候常常出现。就在10月28日那天的演出上，在和观众互动时，观众抛出了一句“有事儿找物业”。结果这句“有事儿找物业”就被安插在数个段子里，串了整场。在某种程度上，付航走上脱口秀这条路几乎是不可能中的必然。他最早在一家私人高端会所里做前台工作。据他说，这个会所不是一般的高端。“只有会员才能进去享受服务，你要花几十万元。但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人给你写推荐信。他们靠这种制度维持上流社会这么一个状态。”“但我总是把房开重。”付航打了个比方，“相当于杰西卡拎着Rimowa的行李箱走进420号房，结果一个老大爷正在里面洗澡。”很快，付航就被降职为保安。按网上的话说，二十岁出头干上这份工作，算是少走了四十年弯路。对他而言，这个“弯道超车”有点悲情。“什么梦想？当一双44号的保安大皮靴‘啪’地拍在你面前，一套制服给你套上之后，什么梦想就都没有了。”和付航打交道时，你会感受到一种超出必要的敏锐和热情，你会因此喜欢他，但也会察觉到，他的热情来源于一种难以言喻的内心需求。付航总是把“孤单”挂在嘴边，他说他几乎没有社交，上午遛狗，下午爬山，没事就在家陪陪女朋友或者去父母家。他小时候能逗得全班哄堂大笑，却没几个好朋友。每次演出结束之后，付航都会在走出大幕的那一刻，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剧场外，跳上车回到他在西边的家——避免和散场的人群一起出来。在我看来，孤单是他的主动选择，即便千人剧场里的所有人都冲他而来，聚光灯下面，还是只有他一个人。
多巴胺分泌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快乐，但如果极其快乐的话，你就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个快乐比你从小到大的所有快乐都要更快乐，你就会永远记住那个感觉。上大专那会儿我组了个乐队，快毕业的时候——我记得是女生节，我们要在学校里一个600人的大剧场里演出。说是演出，其实就是翻唱别人的歌，没有任何技术含量。我唱得不好，乐队弹得也不好，但我一上台就特开心，台下也特别high，他们一high我更受不了了，当时我的泪腺以及各种腺体就控制不住了，我立马就把外套脱了，然后掌声一下就涌起来了。享受站在舞台上的付航。（图/聂一凡）
后来，我找的各种工作都干得不开心。突然有一天，我女朋友跟我说，“你去说脱口秀吧”，我说“脱口秀这东西必须得是郭德纲那种语言大师才行，我顶多就是插科打诨，我怎么能干呢？”，结果她给我找了几个脱口秀视频，我一看完就说：“我是天才！我现在就要干脱口秀，马上上台！”后来，我用尽浑身解数去讨好每一个能排演出的人。比如说开放麦，他们会有俱乐部的负责人在那看，谁演得好就给谁排商演。我就观察那个负责人爱喝什么啤酒。但是啤酒在酒吧里边买比较贵，我就从网上买，把啤酒揣到衣服里，假装在酒吧买的，然后给人家发。人家就问我，“为什么付航你每次给我的啤酒都是热的”，我说特意要了常温的，不伤胃。我没有干什么大事业这种想法，我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活下去。最开始在北京演出的机会非常少，一个星期可能就一场演出。但我希望各个俱乐部都能给我排上，我能去的全去。 但（演出）明显不够，我想多演、上更大的场地演。没办法，我只能把所有的段子都发到网上，结果B站就有了五六万个粉丝，这一下就够我吃饭的了。紧接着所有俱乐部都来找我演出，我一下能带票了。 我从来不逼自己写段子，我所有的段子都是想到了就记下来。小的时候我爸给我报兴趣班，逼着我去，这和你逼自己去写段子一样——你还没写呢，一想到要写就已经痛苦了，我不想这样。与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图/聂一凡）
而且我不喜欢写刺痛别人的段子，用负面情绪伤害任何人，虽然这么写会很容易让观众有代入感，但我心里就没这种东西，所以写不出来。你像我，学习也不好，也没有一技之长，但我是北京人，有房、有车，我有什么可痛苦、可讽刺的。我见过太多大爷大妈，都几十岁了还在收垃圾、捡瓶子，当清洁工，他们比谁都辛苦，但从不抱怨。我那会儿才发现我已经够幸福了，我很知足。我在现实中和演出的时候有挺大区别，演出的时候比较正常，现实里频率比较低，不爱跟人说太多。我家里人话都不多，我爸说话一紧张还结巴，我妈也不太爱说话。我小时候非常害羞，在幼儿园盛餐的时候，阿姨把汤锅压我手上了，我都不敢跟她说你压到我的手了。那会儿看见外人就跑，我妈让我跟人打招呼，我就捂脸。但后来，我看了一些漫画，《蜡笔小新》之类的，发现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方式是可以像漫画里边那么奇怪的。就这样，我慢慢地稍微愿意和人聊天，爱跟人开玩笑，上小学之后就愈演愈烈。尽管你非常幽默，能把同学逗得哄堂大笑，但同学转头就会说你是跳梁小丑。所有人，包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他们虽然跟着你一起笑，但不是真的认可你。别人演出是消耗能量，但我不是。我是那种天天玩重金属、要每天吼五六个小时才开心的人，我的能量发泄不完。所以我演出是吸取能量，可能观众看完演出不行了，但我没事。之前我巡演那会儿一天演两场，第二天一大早坐飞机到另一个城市再接着演，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再演两场，还全是专场，一场就八九十分钟。但我一点事没有，我就喜欢演，这能让我感觉到人生有一些意义。你要说表演方式的话，观众其实特别反感你讨好他。我小时候就悟出了这个道理，你给同学讲笑话，你讨好他，他反而不那么开心，但是你引领他，他就捧你的场。作为演员，演出前我们跟观众有即兴互动环节，互动的时间长了、次数多了，一个人的状态，他什么心气、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怎么看待喜剧演出，等等，一打眼就能看出来，沟通一两句，感觉稍微不太对，就会换人继续。每个观众都不一样，有的人是花花世界大玩家，有的人你一句话没说对，他会难受好几天，有的观众是“你不跟我开玩笑，我这票就白买了”。但你永远不能挑观众。有的演员会说，这场观众不行。观众怎么可能不行，观众的眼睛最雪亮了，他们最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所以要调整只能调整自己。
舞台上的付航。（图/聂一凡）
即兴之后，开始表演纯段子的时候，如果发现这场观众在讲某个类型的段子不笑时，我会立马切换，切到他们喜欢的。如果现场中年人多，我就不能老说只有年轻人懂的梗。有人说“你怎么知道现场什么人多”，你就听，听观众反应。一个1000人的剧场，你讲了一个段子，这边笑声大，那边笑声小，你打眼一看就知道可能这边女孩多一些，那边年纪大的多一些，就要换另外的段子去试。因为我受不了观众一点都不笑而我还在那讲一样的段子。我的观众里，北京老观众特别多，他们听过你的好东西，你再拿出那些不咸不淡的东西，人家就不吃你这套。有人就指着你说“你没有之前好笑了”，老观众可不惯着你。所以，演出就是非常残酷的。但就因为它残酷，才要求你的天赋、能力，各方面综合在一起都得行，你才有资格说自己是一个喜剧演员，要不然谁都可以干了，对吧？ 还有些演员跟观众互动的时候会问观众是哪里人，对方说广西人，然后他接一句“广西不错”。然后就没了？！这能叫演出吗？你怎么都得有来有回，或者反转一下。但说实话，脱口秀的观众是最包容的，全都是新新人类，你讲得多差，大家都能笑笑就过去了。这要是话剧、京剧演出，那差一点都不得了。从2018年到现在，我的演出风格有很大变化。一开始有人点评，“付航的表演就像一只猪被杀了一半顶着刀跑出来”，就特疯狂。现在经验多了，我开始往内收。结果你发现，这样观众反而觉得更好笑。因为如果你延续以前那种使劲喊的风格，你以后只能喊得声儿更大。说到底，艺人的（成功）标准就是你能不能让观众掏真金白银来看你。如果观众愿意，那是你的本领；如果观众不愿意，你再好都只是自己“意淫”。我最开始写出的段子，写完之后觉得特别好，但观众不笑，我还不太服气，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就是你写得不好，你还得更好。要说我最大的优势，那就是我真的想让别人笑，自发的，不图任何东西。有没有钱赚，我都喜欢逗大家开心。比如我和小时候的同学聚会，饭局上我就愿意充当小丑这个角色，他们一个个都在聊商业，A轮、B轮、C轮什么的，但我永远负责小丑的角色，喝多了给大家来个“鲤鱼打挺”或者撞门上之类的。台下准备演出的付航。（图/聂一凡）
他们也觉得我是小丑，看不起我，觉得我是个废物，没什么能力，因为我的确没什么拿得出手的地方，但我还是喜欢逗他们笑，我就觉得这是我的能力，我享受这个感觉。所以我当脱口秀演员，可能是我人生到现在的唯一一个正确决定。事业上我没什么野心，到哪算哪，从来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对我来说一切都是障眼法。成名也好，有钱也罢，都只是包装精美的糖衣炮弹，它非常好，谁都想拥有，但我从小就并不那么喜欢出名，或者一定要建立一番大事业，我想起来都害怕，觉得累。我现在和以前没什么区别。我还住以前的房子，也没有任何社交，我的车现在能卖5万块钱，我身边玩的朋友全是我小时候的那些朋友，他们有的是清洁工，有的是开洒水车的，有的是房地产中介。唯一变的就是现在稍微出了名，比如说服务员会认识你，和你合影。我就希望我小时候的女朋友是现在的妻子，小时候的那些朋友能一直陪在我身边。社交，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后来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是你不好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好，你稍微好一点，就什么都变好了。
我那会儿工作的时候，天天在大堂里面站着，这个会所已经算标准非常高的那种了，所以大家面儿上都装得比较和蔼。但其实你能非常认真地感受到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尊重别人，也不尊重你。有的人走进来，他不知道这是私人会所，以为进来就能吃饭，我就会提醒他：“您好，这里是私人会所，不对外营业的。”但他转过头就会骂你：“你什么狗东西，装什么孙子。” 比如给老板开车的司机，他来到大厅，问能不能接杯水，我说当然可以。但经理马上就会走过来——和电视剧里演的一样，说：“你不能接这里的水，这里的水是给我们的会员喝的。你去楼下，楼下是司机休息室。”我就想，都是“打工人”，何必互相为难呢？在会所待了半年，我基本上什么人都见识过了，有自以为是“上等人”的“下等人”，也有自以为是“上等人”的普通人。我和里面的一个清洁工大妈特别好，有一次一个会员指着阿姨说：“怎么这种‘下等人’也在大堂里？”大妈习以为常，她听完笑笑不说话。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像以前那样仗义执言，要搁以前我肯定一句话直接顶回去，比如说“是的，的确有‘下等人’，就是你”之类的，但当时我也是笑笑没说话。而我女朋友喜欢的我的那些优良品质，好像都被我身上那件保安服和不知道什么东西压制住了。我最终也没顶他一句，这让我好几天晚上都睡不着。当时我就想，这工作我不干也无所谓。因为再在那儿待着，我那些天性就全被磨没了，所以我就走了。舞台下依旧快乐的付航。（图/聂一凡）
这会所就是人间的修罗场。有大姐雇我抓老公，结果你发现这些原配的宽容程度是你不能想象的。她抓到了之后，会和老公一起谴责“小三”、保护老公，老公什么事都没有。还有“大媳妇”“小二”“小三”一块吃饭，联合起来抓“小四”的。她们和老公没太多感情，就是太爱钱了，钱就是一切。这些上流社会的人也很累，商务谈判的时候，就要比谁的地位高，谁先说话、谁后说话，吃饭的时候桌子怎么摆、配什么酒等。我见到的这些有钱人，真看不出来他们的生活状态有多么健康快乐，反而都很疲惫，还不如那些清洁工阿姨。阿姨们每天工作完出了一身汗，大口吃面，回家一觉睡到天亮。在物质层面相比，两者当然有云泥之别，但从每个人的生命能量来说，阿姨比他们强太多了。我最后就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有钱真不见得快乐。你说那个大姐天天抓“小三”快乐吗？我宁愿找一个普通的女孩，住在一个普通的小地方，并不比这个差。你刚问我怎么看这个世界，我其实特别想说，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活得太严肃了，这个世界完全可以不那么严肃。我以前工作的时候和一个女同事关系非常好，她30多岁、有一个孩子，但从老板说要裁员的那一刻起，我俩就变成了敌人，因为要么她走，要么我走。结果是，她也走，我也走，因为我们那个部门解散了。我当时瞬间发现，这个世界的你我都太入戏了，这样会痛苦。人都是莫名其妙地被命运推着走，你突然成了母亲、成了孩子、成了员工，但我们都演得太认真了。这就好比我读大专时当假粉丝兼职接机那件事。我被雇来当假粉丝，挤着明星要签名；保安被雇来当假保安，一个劲地防我、推我。其实我俩都是混口饭吃，但怎么就都那么认真呢。我坐地铁，看到一个人不小心踩了另一个人一脚，被踩的人就急了，俩人就打起来了。但如果这个人踩了你，你哈哈一笑，就代表你出戏了，你不再受困于这个被设定的角色里。这种感觉很可爱，能让人感觉到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